法律是正义的追求者而非化身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说法来自于柏林墙守卫案，发生于东西德分裂期间，审判于东西德统一后。主要内容为：柏林墙开放前，一位东德士兵在巡逻期间射杀了一名试图翻阅柏林墙的青年。然而东西德统一后，士兵被青年家属起诉追究法律责任。辩护律师提出的看法是：“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他别无选择。然而，法官却认为：“作为守墙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他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他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这位东德士兵因故意开枪被判处三年半监禁，不得假释。这便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主权的由来。很有意思的是，关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观点，与著名的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自我辩护非常相像。阿道夫·艾希曼，一名纳粹德国的高官，于1942年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是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主要负责人。然而，二战结束后，艾希曼在面对审判时却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他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汉娜·阿伦在亲临这场审判后，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这便是法律与现实，当法律与正义冲突时，我们的第一准则永远应当是正义。法律和正义之间是无法简单划归等号的，它只可能会是正义的追求者，而绝不会是正义的化身。

身居高位者应知道权力有其边界，不会以黑为白，以恶为善，也不会自居真理的代表，自高到认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人间建立天堂；下级官吏也不会唯唯诺诺，有坚守初心的道德勇气，可以抵制执行不正义的命令，即便身不由己，也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