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重刑失贤臣，太子劝儒遭训斥

臣司马光曰：汉宣帝虽然英明神武，又有魏相、丙吉这样的贤相辅佐，于定国担任廷尉要职，但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等人被处死却始终难以服众，这确实是宣帝善政中最大的遗憾！《周官》中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明确指出，对有德有才之人犯错应当予以宽恕。像赵广汉、韩延寿这样治理百姓有方的官员，难道能说他们没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这样刚直不阿的臣子，又怎能说他们不够贤明？即便他们确实犯下死罪，尚且应当宽宥，更何况他们罪不至死！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咎由自取，但韩延寿之所以触怒上官，实则是被萧望之逼迫所致。汉宣帝没有查实，让韩延寿独自承受，的确是太过分了！

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汉家的制度，本来就是兼采王道和霸道；为什么要独用道德教化，采行姬周的政治呢！而且那些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的儒生，不能通达时务，喜好称扬古人，诽毁今人，使人在名分与实际之间感到迷惑，不知如何去遵行，这种俗儒，怎么能去任用他呢！”便感叹地说： “将来要扰乱我汉家的人，就是太子啊！”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无法重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主没有向这个方面努力，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无法行于后世。在儒生里，有君子，也存在小人。汉宣帝口中提到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与他们一同治理天下，但是难道就不能寻访“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