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势盛凌帝位，刘向屡陈难见闻

夏季，四月，丁卯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郡和封国的太守、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五侯的弟弟们竞争奢华，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五侯全都通达人事，好士人，养贤才，倾财施予，互相攀比，以此为荣。宾客满门，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祸频发，异象丛生，外戚势力却日益膨胀，长此以往必将危及刘氏社稷。臣身为皇室宗亲，世代蒙受汉室恩泽，作为历经三朝的老臣，先后侍奉过三位君主。陛下念及臣是先帝旧臣，每次召见都给予特殊礼遇。此等关乎国运之事，若臣不直言进谏，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说：“我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所以《书经》说：‘臣子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君王的家族，给国家招致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族显赫至极，乘坐朱轮华盖之车者多达二十三人，腰系青紫印绶、冠饰貂蝉者更是遍布朝堂，如鱼鳞般罗列于君王左右。大将军独揽朝政大权，五侯骄奢淫逸逾越礼制，彼此勾结作威作福，动辄构陷诛杀大臣。虽行径卑劣却标榜为国尽忠，心怀私欲竟伪饰为公。他们倚仗太后尊位，利用与天子的甥舅之亲，肆意培植个人势力。朝中尚书、九卿乃至地方州牧郡守，多出自王氏门下，把持国家枢要机构，朋比为奸排除异己。凡阿谀逢迎者皆得加官晋爵，敢违逆抗争者必遭诛戮迫害。说客为其摇旗呐喊，权臣替其美言开脱，致使刘氏宗亲日益孤立衰弱。尤其对有才干的皇族成员，更刻意诋毁压制，不令其担任朝官要职，唯恐分走手中权柄。多次提起昭帝时发生的燕王、盖主之乱，使天子对宗室产生疑心，但却避讳吕氏、霍光等外戚擅权之事，不肯涉及。内心如管叔、蔡叔那样，反叛企图已经萌芽，外表却借用周公的言论。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至秦汉，外戚越分尊贵没有象王氏这样严重的。物忌太盛，太盛则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异先行显现，成为预示其人将要衰微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忽然有大石矗立，上林苑枯倒的柳树复苏而起，接着昭帝驾崩，宣帝即位。如今济南王氏祖坟出现异象，墓前木桩竟抽枝展叶，不仅枝繁叶茂高过屋檐，根系更是深扎地底。此等征兆之显著，纵使是坚石自立、枯柳逢春也难以比拟。天道昭昭，两大势力难以共存，王氏与刘氏终究势不两立。倘若王氏权势稳如泰山，则陛下处境危若累卵。身为刘氏血脉，陛下肩负守护宗庙之重任，岂能坐视皇权旁落外戚之手，反令刘氏宗亲沦落为卑贱仆役？即便陛下不为自己着想，又怎样对得起宗庙？妇人本应亲近夫家而疏远娘家，如今这般局面，对皇太后而言也并非幸事。昔日孝宣皇帝不将大权交予舅父平昌侯，正是为了保护他。因此，明智之人总在福泽未至时早作谋划，在灾祸未起时先行防范。陛下应当颁布明诏，作出有利于江山社稷的决策：选拔宗室子弟担任左右近臣，亲近信任他们，采纳其合理谏言；同时疏远外戚势力，不授予国家权柄，罢免其官职令其归返府邸，效法先帝既厚待外戚又保全其宗族的做法。如此方为太后本心所愿，亦为外戚之福。这般安排下，王氏可永保爵禄传承，刘氏江山得以长治久安，正是调和内外亲族、延续汉室基业的良策。若不施行此策，昔日田氏代齐的悲剧恐将在当世重演，晋国六卿专权的祸患必再现于汉室，给后世子孙带来灾殃。此事利害昭然若揭，恳请陛下深思明察。”奏章上去后，成帝召见刘向，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他对刘向说：“你暂时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仍不能采用刘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