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死刑循环之原伟东的冤魂作者李宇琛

河北，廊坊。1995年11月29日。夜。

空气冰冷，刀子一样刮过胜芳镇的每一条巷子。

一间民房。门轴发出微弱的呻吟，随即是沉闷的撞击声，压过了风声。

杨长林家：

血腥味，很快和着尘土渗进冰冷的房间地面。

《现场勘验笔录》冰冷地记录：

洋镐。菜刀。尼龙绳。一块黄色日产石英手表，指针停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时刻。

三具尸体，杨长林及其两个儿子。

一个幸存者，杨长林的妻子张金萍。

她最初的陈述，像被击碎的玻璃，模糊不清：“进院门，就被打晕了。”

六年。时间像砂纸，打磨着记忆，也可能重塑。

警方的车再次停在她家门口，带走了她。

新的笔录。新的说辞：“装死，眯着眼，看见了。”

看见了什么？谁？

案子，像一块寒冰，沉在那里。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依然是冬天。

刘德成一家三口。又一个灭门。

恐惧像病毒一样在镇上蔓延。

原伟东的早餐店开在刘家对门。

他成了目标，一个标记出现在警方的地图上：

十年后，河北高院会承认，这是一场错案。六人被判无罪。

但那是十年后。在此之前，四个名字，已经和死刑判决捆绑在一起。

原伟东的声音，在最初的喧嚣中几乎听不见：“农业税票。通话记录。能证明我不在。没人去查。”

那张薄薄的税票，字迹清晰：案发当日，原伟东，远在东北。

它静静躺着，像一个被遗忘的证据。

调查。警方的逻辑链条，像一条绞索，开始收紧。

原伟东，不仅是刘德成案的凶手，还被迅速追认为五年前杨长林案的元凶。

旧案的物证呢？那块手表，那把洋镐？

办案机关。一纸说明，轻飘飘地落在卷宗上：

1995年卷宗，所有关键物证，均已丢失。

理由？因为警方搬了家。

案件的齿轮，开始疯狂倒转，碾向原伟东。

2001年。东北。原伟东的家。

门被撞开。没有敲门声。

他从被窝里被拽出来。冰冷的铁器扣上手腕，然后是脚踝。

刑警杜国利。眼神锐利，嘴角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他没多说，一支枪管顶住了原伟东的头。

没有法律文书。没有解释。

河北的风，从敞开的门灌进来，硬得像铁。

审讯室。灯光惨白。

杜国利坐在对面：

“编。”他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

你得给我编出个故事来。

原伟东说自己当时在东北，不可能在河北杀人。

“不编？不说实话？”杜国利笑了，笑意不达眼底。“收拾他！”

角落里，电棍的指示灯幽幽一闪。

一部旧式摇把电话机被推到桌前。几根磨损的电线，末端裸露着铜芯，在灯下闪着寒光：

高科技测谎仪。

杜国利说。

电话线，缠上原伟东的脚趾。摇把开始转动。

咔哒，咔哒，咔哒。

电流的刺痛，从脚底直冲头顶。身体不由自主地痉挛。

杜国利的声音，在电流的滋滋声中，清晰可辨：“打着你说，也得说。”

李杰。原伟东的妻子。同一座看守所。不同的审讯室。

她面对杜国利，眼神坚定：

案发那天，他在哈尔滨老家大队交农业税。他不可能杀人。

她要求调取税票，通话记录。

杜国利没有理会。一张拘留证拍在她面前：“包庇罪。”

如果。如果那时有人去镇政府。但没有如果。

老虎凳。冰冷的铁条压住四肢。

电棍。电话线。

警察轮番上阵。问题千奇百怪：

天上的星星有几颗？不许说不知道！

答不上。电击。

杜国利的声音，像梦魇：“我们提上裤子扫黄，脱了裤子嫖娼。”

他看着李杰因痛苦而扭曲的脸：“脚上的电话厉害，还是手上的电话厉害？”

她咬断了自己的头发，嘴唇肿得粘在一起，满是血沫。

电流穿过身体。有人形容那种感觉：

像肠子被一点点拽出来。

李杰晕厥。冷水泼醒。

她用牙齿死死咬住衣领，试图抵抗。换来的是更猛烈的电击。

杜国利把电棍杵向她的嘴：“今天你要是交代不了，就把你丈夫弄过来。让他看着你受刑。”

18天。老虎凳。双手反铐。

例假来了。没有卫生巾。

一个男警察，跟着她进厕所，扔给她一张揉皱的旧报纸。

“这就是你该用的东西。”他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李杰的头，一次次撞向冰冷的暖气片。血，溅在墙上。

杜国利看着她，语气带着嘲讽：

你刚从战场回来啊，烈士！

这些“手段”，杜国利们运用娴熟：电击生殖器、开水烫伤、牙签扎指甲缝。

尊严，连同证据的可信度，一同被碾碎。

2001年。指认。

幸存者张金萍被带到一个房间。

四个男人站在对面。

只有一个，戴着手铐，戴着脚镣，剃着光头。

她伸出手，指向他。

指认完成。

原伟东。

2002年。廊坊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又一份说明：

1995年现场提取的菜刀、钢镐，以及残缺掌纹样本，均因装修、搬迁，证据遗失。

2014年。警方再次出具说明：

犯罪现场原始卷宗丢失。

落款单位，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只用一句“已出具过说明”轻描淡写地带过。

“程序合法，无刑讯逼供。”这是霸州公安局2002年出具的证明。

原伟东的入所体检记录，却像一道刺眼的伤疤：舌头被电伤，耳朵有外伤，腿部肿胀。

同案被告人汤凤武的体检报告，同样记录着全身的伤痕。

多年后，杜国利的名字，会和“刑讯逼供”、“国家发证的黑社会”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以及如今的官方宣传里，他是一线的破案英雄。

刘赐喆。与原伟东等人同时被捕的另案嫌疑人。

他没能走出审讯室：

死因，电击。

2002年。两起灭门案，七名嫌疑人。同庭受审。

被告席上，他们纷纷翻供。

每个人都要求当庭验伤。

法官的目光，在案卷和检察官递上来的“刑讯逼供不存在”的说明之间游移。

没有录像。没有原始物证。没有验伤结果。

只有办案警察自己签署的承诺书。

法槌落下，声音沉闷：

不要再讨论刑讯了。讲案情。

从那一刻起，案件的轨道，被牢牢固定。

“卷宗丢失，可以补充一份说明。”公诉人平静地陈述。

法庭内，一片压抑的沉默。

原伟东，以及其他几名被告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数字游戏：

五次被判处死刑，三次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每一次发回，都像把人从深渊边缘拉回一点，然后再次推下。

2009年，河北高院的合议庭结论：全案事实不清。

然而，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缓。物证，依然是“找不到”。

真相，和那些丢失的物证一起，被深埋。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案件回到廊坊中院。这是第四次重审的开始。

最高法明确指出：

非法取得的证据，必须排除。

然而，廊坊中院，在排除了那些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后，以更加不足的证据，再次判处原伟东死缓。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问公诉人：“你们连案发现场的直接证据都没有，怎么能证明他是凶手？”

公诉人沉默片刻，回答：“案件主要依赖于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

原伟东的声音沙哑而无力：“那些供述，是在生不如死的酷刑下编造的。”

而那位关键的幸存者张金萍，在一次关键作证前，突然被警方带走几天，回来后指认原伟东时，原伟东是唯一戴着手铐脚镣的人。

2002年的勘验笔录中，清晰记录着案发现场提取的大量物证：茶缸、恐吓信、残缺的掌纹，还有血迹。

所有这些物证，连同原伟东的生物信息样本，进行比对。

结果：

均未比对出一致结果。

换句话说，没有一份直接物证，能将原伟东与那两起血案联系起来。

办案机关为何依然坚持？

法庭上，没有答案。

河北廊坊，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刑警杜国利的那句话，被律师当庭念出，像幽灵一样回荡在法庭：

这个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冤也要把你冤死。

杜国利，这位自称“国家发证的黑社会”，依然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破案任务。

2023年6月。河北高院再审。

这场审判，是原伟东用胃癌晚期的生命换来的。

开庭的日子，廊坊中院外，风声萧瑟。

“我一定要到庭，为了无罪的希望，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这是原伟东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句话。

然而，当天早上，法庭的决定，像一盆冰水：让辩护律师到一个小房间商量——劝原伟东放弃出庭。

律师回到休息室，征求原伟东及家属意见。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不同意视频开庭。

但合议庭的决定，比冰水更冷酷：对原伟东中止审理。对同案的汤凤武，继续开庭。

原伟东的姐姐情绪激动，被几个法警强行抬走。旁观者形容：

就像杀猪一样。

汤凤武，被六七个法警从候审室拖到法庭，用拘束绳紧紧绑在椅子上。手铐和脚镣在灯光下格外刺眼。

旁听席的信号突然中断。一片黑暗和沉默。

法官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他不配合庭审。”

汤凤武嘶哑的哭诉声穿透出来：“我被刑讯逼供！塑料袋抹芥末油套头，喝辣椒水，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

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

当年警察对他说过的话，又一次浮现：“小武子，是你也是你，不是你也是你，冤也要把你冤死。”

法警和法官走到他面前，低声劝他冷静，“有话开庭时说。”

于是，庭审继续。

公诉人在举证时，唯一可以播放的“物证”，是幸存者张金萍当年的辨认录像。

辩护律师当即要求当庭播放。

法官拒绝了：

录像问题以后再解决。

几位法官三次低声商议，结果不变：拒绝播放。甚至一度中止庭审。

那段关键的录像，始终未能在法庭上公开。

律师申请公诉人和合议庭成员回避，被当庭驳回。

汤凤武彻底爆发：“法庭上连证据都不出示，你直接枪毙我就得了！”

他当庭解聘了辩护律师。

他的愤怒，定格在那个瞬间。

法庭外，几十名律师、媒体记者和家属聚集，等待旁听。法庭内，法官宣布不允许原伟东本人出庭，只能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律师提出要求庭审直播，让全国人民见证，被当场拒绝。

原伟东的胃癌已经发展到晚期，肿瘤疯长至11厘米。

他唯一的请求是，先宣判他无罪，再让他接受治疗。

然而，漫长的拖延与失控的审判程序，像一把无形的钝刀，将他的生命一点一点割裂。

“1995年的卷宗和物证丢失得干干净净。”这是二十多年来，唯一清晰的事实。

庭后，原伟东的辩护律师王兴面对镜头，声音疲惫却坚定：

如果没有物证，仅凭言辞就能定罪，那法律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2024年6月。河北高院第五次二审开庭。

多年前的一次庭前会议纪要中，河北高院的工作重点赫然写着：庭审安全稳控。

合议庭的内部笔录，白纸黑字：全案事实不清。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维持原判。

“我没有杀人动机，没有杀人目的，我为什么会被判了五次死刑？”

这是原伟东在庭上的疑问，也是所有关注此案的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死结。

出庭的检察员在法庭上当庭表态：“我们将在庭后就此案提交法律监督意见，要向法院提出意见。”

他们对辩护方提交的一份录音证据（原伟东姐姐与一位关键人物的通话内容）的程序感到不满。

检方的理由是，旁听人员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据。

辩护律师指出，这段通话发生在庭审之前，逻辑上与旁听身份无关，更重要的是，通话内容的核心并非原伟东姐姐的陈述，而是电话另一端那位关键人物所说的话。录音不过是作为视听资料呈现的一种证据形式。

“物证丢了，案卷丢了，辨认记录和生物比对信息，你说丢了就丢了。”

这是法庭记录中，让人感到荒诞和无力的一部分。

一位证人在下午出庭，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细节。他说，公安当年曾向他展示过一幅彩色画像。

这与案卷中仅存的那幅黑白画像完全不同。

证人断言，当年现场曾有多幅画像被制作和展示，而卷宗里仅存的一幅，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

他的话语，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

法庭上，辩护律师质问：公安机关是否隐匿了关键证据？是否故意遗漏了不利于指控的材料？

另一位当年的嫌犯作为证人回忆起自己的经历。他被公安抓捕后，不断遭受刑讯逼供。电击、殴打、威胁，让他在无边的恐惧中放弃了所有的辩解：

杀人的事我没有干，抢劫的事，我不得不认了。

他说，当年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离开那个看守所。哪怕是认下一个十年的抢劫罪名，他也不敢再提起上诉。

这种绝望的妥协，在法庭上被还原，证人对刑讯逼供的细节描述，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压抑。

原伟东的辩护律师语气克制，但字字千钧，他们指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必须传唤廊坊市霸州公安局的所有办案人员，他们需要对案件中大量丢失的案卷、矛盾的证据链以及可能被隐匿的关键材料做出解释。

他直言，这起案件如果不能得到彻底的公正审理，将是河北司法的一次历史性错误。

然而，法庭另一侧的检察官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翻着手中的卷宗，没有任何回应。

有律师分析，那些关键的卷宗可能并没有真正丢失，而是被侦查机关“选择性隐匿”了。

他指出，这些卷宗被特意隐藏，目的在于掩盖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严重失职和程序违法。

然而，面对如此明确的指控，河北省检察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而是拒绝讨论这一问题，理由是：

审判阶段不涉及侦查细节的审查。

另一位辩护律师再次强调，法庭上的任何证据都必须保证来源清晰，程序合法。

然而，检方提供的两份关键的讯问笔录，不仅取证的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说明情况，甚至连被告人原伟东的签名也只出现在笔录的最后一页。

“这些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质问在法庭回荡。

2024年。原伟东已被羁押超过22年。

他的双手因当年的电刑而残疾，身上仍留着十多处深色的电击伤痕。

“我没有杀人，”他的声音微弱，“但我知道，我可能很难再走出这个看守所了。”

一份2001年的入所体检表，像一张发黄的罪证，详细记录了原伟东入院时的伤情：“舌头有电伤，腿肿，耳朵有外伤。”

这些伤痕，不仅没有引起任何追责，反而被淹没在合法程序的声明之下。公安局甚至在事后的说明中明确写道：

全体办案人员均系严格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行为发生。

至于那位发明了“高科技测谎仪”的审讯专家杜国利，早已升任当地网警大队的队长。

死水一般的案件，与被吞噬的命运。

而真相，依然像沉在水底的石头，遥不可及。

2001年到2024年。河北省高级法院，审理此案耗时22年，先后延长审限34次。

每一次家属焦急地询问结果，得到的回复总是那几句：“再等等，稍微再等等，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23年的时间里，原伟东经历了六次死刑判决（包括死缓）。

2020年，法院在判决中承认，本案所有的有罪供述均来自刑讯逼供，应依法予以排除。然而，在没有了口供，没有了直接物证的情况下，他依然是杀人犯。

他的姐姐原淑娟，一次次地追问，声音嘶哑：

“没有口供，没有作案动机，甚至连案发现场的物证都丢了，为什么还判他有罪？”

2024年10月17日。原伟东因为胃癌晚期，在医院做了胆管手术。

十天后，他仍然被手铐脚镣固定在病床上。

家属再次递交取保候审的申请，理由简单而残酷：“他随时可能去世。”

法院的答复，依然是那句熟悉的话：“等一等，再等等，会很快的。”

这答复，和二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原伟东的生命，在这样的消磨中，一点点耗尽。真相，却依然远在天边。

8437天。这是原伟东失去自由的其中一天。

在病房的玻璃窗后，他隔着厚厚的玻璃，对着前来探视的姐姐露出了一个极其虚弱的微笑。

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声音细若游丝：

“姐，我想吃一个苹果。”

原伟东案，不仅仅夺走了他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吞噬了他的整个家庭。

母亲金亚芹，为了给儿子喊冤，常年奔波于各级法院，最终在石家庄高院门口磕头喊冤时，力竭而死。父亲原振福，为了查找能证明儿子清白的农业税票，被当地警方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拘留一个半月，释放后不久，因癌症去世，至死未能见到儿子沉冤昭雪。弟弟原伟刚，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大厅喊冤时，情绪激动，割腕自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另一位弟弟原伟明，因为在陪同家人喊冤时，情急之下挣脱了阻拦的法警，被以涉嫌“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原伟东的儿子，6岁时就被同龄的孩子在背后指指点点，贴上“杀人犯儿子”的标签，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喊冤。”原淑娟说。

23年过去，原家四散飘零，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案件却依然像一艘在原地打转的鬼船，毫无进展。

他们写下的喊冤信，堆积起来，已有半人多高，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最后的庭审中，原伟东通过视频，用尽全身力气请求法庭允许他亲自出庭陈述。他说，他不是杀人凶手，他的冤屈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决，他想在法庭上，亲口说出这一切。

那时，他已经身患晚期胃癌，胃部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系统。

河北法院在这23年间作出的一系列判决，像一面破碎的镜子，照见了权力在不受制约时的荒谬与冷酷：

此案不出河北，绝无公正可言。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点58分。

河北保定第一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仪器的蜂鸣声，变成一条直线。

原伟东，55岁。

他走了。带着未洗的冤屈，和那个未能吃到的苹果的遗憾。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8507天，从没有给他留下过一天喘息的机会。

这次住院，从2024年12月21日入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病床上的时光被清晰记录。

这9天，他被镇静剂强行拉入昏睡，插管维持着脆弱的生命体征。

就在五天前的12月25日，他还能够与家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从2001年9月16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那天起，到2024年11月2日被送入保定监狱，原伟东的时间被冷酷地划分为三个部分：

看守所7382天，监狱953天，最后是医院里的9天。

一共8507天，二十三年零三个半月，换来了不同法院的10份判决与裁定。

河北廊坊这起跨越世纪的灭门案，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只有系统参与者在场的权力游戏。

参与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没有谁能，或者说，没有谁愿意站出来为可能的错误负责：

他们用丢失来掩盖证据的缺失，用暴力制造出完美的口供，再用漫长的沉默和程序来消解所有的质疑和反抗。

其中，最高法院指令再审1次，河北高院发回重审的次数是3次，廊坊中院判处死刑的次数是4次（含死缓），河北高院维持原判的次数是2次。

这些冰冷的数字游戏，耗费的不仅仅是纸张、司法资源，而是一个完整的、无法重来的人生。

原伟东死了，河北，终于赢了。

写于2025年5月30日

附：原伟东案法院审理时间线

23年来，原伟东的案子历经10次审理，被判死刑6次。

一、【第1次一审，地点：廊坊中院 结果： 死刑立即执行 】 2003年6月27日, 廊坊中院作出(2002)廊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书。

二、【第1次二审，地点： 河北高院 结果： 撤销死刑，发回重审 】 2003年12月4日河北高院作出(2003)冀刑一终字第698号。

三、【第2次一审 地点： 廊坊中院 结果： 死刑立即执行 】 2004年6月2廊坊中院作出(2004)廊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

四、【第2次二审 地点： 河北高院 结果： 撤销死刑，发回重审 】 2006年12月11日,河北高院作出(2004)冀刑一终字第670号刑事判决。

五、【第3次一审 地点： 廊坊中院 结果： 死刑立即执行 】 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作出(2007)廊刑初字自第11号刑事判决。

六、【第3次二审终审 地点： 河北高院 结果：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2008)冀刑四终字第142号刑事判决。

七、【指令再审 地点：最高人民法院结果：指令河北高院再审 】 2013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刑监字第72号决定书。

八、 【发回重审 地点：河北高院结果： 撤销死刑，发回重审 】 2014年3月24日,河北高院发回廊坊重审。

九、【第4次一审 地点：廊坊中院 结果：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又判死缓。

十、【第4次二审 地点：河北高院结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24年10月29日，河北高院维持原判。

十一、【原伟东死了，河北终于赢了】2024年12月31日，原伟东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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