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都习惯豁免自己而强求他人
中国的官员习惯于豁免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却独享威慑人民的权力,并且善于应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利益。在义务的减除后,高卧且加餐的官员并未能在工作中寻得自己的定位与寄托,只能寻求生存之外的生理满足,一大批官员的存在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社会不安的潜在因素,而他们正在执掌着帝国的要害部门。而这种难以禁止的前赴后继被更多地解释为“制度性腐败”。
中国的官员习惯于豁免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却独享威慑人民的权力,并且善于应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利益。在义务的减除后,高卧且加餐的官员并未能在工作中寻得自己的定位与寄托,只能寻求生存之外的生理满足,一大批官员的存在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社会不安的潜在因素,而他们正在执掌着帝国的要害部门。而这种难以禁止的前赴后继被更多地解释为“制度性腐败”。